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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力:落实资产托管制度破除跨境资管监管难题 名师@两会

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 2021-01-09 14:25:44


两会之际,《清华金融评论》专访了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业界导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张红力先生,就今年两会他提出的四份聚焦金融领域热点问题的提案与建议进行深度阐释。在中国推进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跨境资管也显现出极大的需求,而在分业监管框架下,混业经营的大资管行业监管亟需更为有效的制度保证。张红力建议,应借鉴公募基金“共同受托”模式,建立资产托管机制破题跨境资管协同监管。

关键词:

聚焦金融  混业监管  张红力


约2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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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三年来成果斐然,但是依然存在一些资金不足,各国国情不一导致风险各异,这对于落实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商业银行业提出挑战。张红力认为,金融实力相对不足制约了服务能力的提升,因此建议建设“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由两到三家中资银行牵头,挑选沿线国家有一定实力的商业银行,通过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市场开发、项目建设、贸易便利、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科技等方面的商业合作,在共同为“一带一路”做好“资金融通”工作的同时,帮助沿线国家打造经济增长的内生金融动力。

 

另外,在国内依然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工作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中,张红力提出《关于租赁行业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案》,呼吁发挥金融租赁行业融资融物相结合的优势服务实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去杆杠、降成本、补短板”,盘活存量,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放眼全球,金融行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变局”。金融危机影响深远,金融创新深度蜕变,金融生态持续演化,金融边界不断拓展。张红力认为,世界正在悄然进入一个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金融+”时代。因此他还提交了一份《办好金融教育,提升中国金融核心竞争力》的提案,建议着力培养新型业务、金融业务产品定价、擅长国际谈判和法律事务、信息科技、数据发掘和处理、流程管理等六个相关领域的金融人才。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金融人才的培养既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以院校为培养主体的同时,相关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张红力表示。

 

谈跨境资管领域协同监管

 

《清华金融评论》:自2002年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实施以来,历经15年发展,中国已建立了包括沪港通、深港通、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的跨境资管连通制度,引入了包括QFII、RQFII、QDII、WOFE的跨境机构投资人,累计跨境资本流动规模已达2.9万亿元。尤其是去年以来,在美联储加息的持续影响下,境外资产配置也备受关注,从QDII额度持续紧张就可看出其热度。在这种背景下,跨境资管配置的监管显得尤为重要。您今年两会有一个建议是《以托管机制破题跨境资管协同监管的建议》,提出这个建议思考是什么?

 

张红力:主要是从防范金融风险、保障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当前跨境资管领域协同监管相对不足,主要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一是监管层面上协同不够。一直以来跨境资管领域通过试点模式由多监管部门多头推进,累积至今造成各通道相互重叠,监管政策口径不一。如QFII与RQFII制度由证监会和外管局审批投资我国股票市场和银行间市场,随后人民银行推出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同样向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放;再如,跨境资金流动监管由外管局负责外币资金监管,人民银行则负责本币资金监管。协同监管的缺乏不利于国家掌握跨境资本流动全貌,容易发生跨通道套利和本外币套利,形成金融风险隐患。

 

《清华金融评论》:对,多头监管也是造成目前国内金融混业经营过程中大资管通道业务繁多,产品套嵌等乱象的一个原因。那么对于跨境的资管业务存在的风险,在您看来资管行业本身有什么软肋?

 

张红力: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各层面的问题,即托管的监督机制存在盲区。托管的监督机制有助于协助监管实施包括资金汇出入、产品募集、投资交易、税收征缴的全面运行监督。但2015年开通的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通道并未要求强制托管,截至今年1月,境外机构者通过此通道交易并持有的债券余额已迅速达到7530亿元。此外,对面向国内投资者募集的外商全资资管公司(WOFE),也未明确要求实施严格的类公募托管制度。

 

三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急需加强。以基金互认为例,该制度设计目的是为广大中小投资者提供便利的全球资产配置工具,但截至2016年底仅销售香港基金102亿元。而几乎同期推出的沪港通和深港通,累计南下香港资本市场的资金已近4000亿元。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对于海外资管产品评价体系建设不足,致使投资者无法及时了解信息并作出投资决策,转而选择波动和风险更大的基础资本市场进行投资。

 

《清华金融评论》:您刚提到托管制度并不完善,这也是大资管行业风险最核心的问题?

 

张红力:是的,资产托管制度的监督功能有待全面发挥。国内大资管行业是在分业监管体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主体采用的是信托模式。托管人作为三方当事人之一,是唯一可支持各类大资管行业的共同基础,并具有天然的信用基础功能、共同受托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实践证明,托管人机制也是大资管行业的最佳治理架构。国内19年公募行业的持续稳健发展,与托管人和公募基金管理人共同承担受托责任的制度安排是密不可分的。破除跨境资管领域问题的核心在于强化顶层监管的协同机制,而执行层面的关键则在于资产托管制度功能的全面发挥和落实。

 

《清华金融评论》:那么资产托管的制度具体应该如何来落实呢?

 

张红力:一是落实资产托管全流程穿透和全口径报告的信用基础功能,为监管提供监督保障。托管人是资管行业的“守门人”,类似于银行的基础结算业务,托管人本质上是跨所有金融市场的“超级结算人”,托管人掌握或参与各类资管业务的资金流动和证券交割,可跟踪穿透资管业务全流程链,并按统一标准报送监管数据,为监管提供有力的监督保障。

 

二是落实资产托管全机构覆盖和全资产核算的共同受托功能为监管扫除盲区。公募基金“共同受托”模式实践证明可最大限度发挥托管人作用并有效防止受托责任空置;托管人统一的管理规范、标准的处理流程和一体的监督风控能全面协助监管扫除盲区和套利空间,实现资管领域的“标准化”治理。

 

三是资产托管的全数据记录和全维度评价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为投资者全面评价信息。一直以来,资管行业征信体系的建设较为薄弱。公募行业仅在2010年发放了一批基金评价牌照,包括证券公司、报纸媒体等10家机构;基金业协会则在私募领域做了较多信息公示工作。整体而言,全行业建设力量不足。托管人作为资管行业“超级账本”的拥有人,可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服务于中小投资者,建设完善的全行业评价体系和征信系统。

 

《清华金融评论》:其实资管行业最主要的还是保护投资者,让投资者在明白资管行业是“受人之托,代客理财”的基础之上,让其的合法财产收到监管和保护。那么在落实资产托管制度与信息披露等细节之后,跨境资管监管如何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张红力:首先,建议由“一行三会”建立跨境资管协同监管机制,强化跨境连通机制建设的统一协调安排。跨境资管领域涉及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市场开放等重大国家金融设计,建议实施比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更为紧密的监管协同安排,强化该领域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保障国家金融安全。

 

其次,应全面发挥托管机制作用,协助监管部门实现监督职能。一方面建议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直接投资制度中引入托管的监督机制;另一方面建议对外商全资资管公司(WOFE)明确“共同受托”的公募托管机制,以规范实现长期健康发展。

 

第三,建议向托管机构发放基金评价牌照,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资管产品信息。向托管机构发放基金评价牌照,依托托管大数据积累,建设以资管能力为核心的跨境资管机构及其产品征信体系,提供客观公正的评价信息,供投资者决策参考,充分保障投资者权益。

 

谈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

 

《清华金融评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们国家推进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贸易、金融开放的重要部署,深化国际产能合作,带动我国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实现优势互补的重要举措。在一带一路建设之中少不了金融的支持,您今年也提出了一个《建立“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的建议》,其背景是什么?

 

张红力: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三年以来,建设成果斐然,已与20个国家签署了产能合作协议,与17个国家共同建设了46个境外合作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运营,57个国家积极参与其中。“共商、共建、共享”深入人心,“五通”领域齐头并进,初步实现了更平衡和更公平的区域经济发展。其中金融业特别是中国银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银行的“桥梁”作用还远未充分发挥。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信贷投放占GDP的比重平均为130%,低于170%的全球平均值。依然有很多问题值得关注。

 

《清华金融评论》:在您看来,商业银行在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表现中,具体有哪些问题急需解决?

 

张红力:首先,市场环境风险较高对业务开展形成较大的挑战。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和政府的财力有限,商业信用体系不完善。而且部分沿线国家金融系统性风险高,汇率稳定性不足,金融开放受限。另外,少数国家安全局势严峻,也缺乏业务开展的稳定性基础。

 

《清华金融评论》:看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个国家都有具体的国情与经济情况,我们也需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

 

张红力:对,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还有一个瓶颈,是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发展结构失衡,不利于银行发展空间的持续拓展。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仍在继续,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而新兴市场多为外向型经济,外需不足导致国内市场萧条,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受到挑战,但多数国家尚未明确转型道路,商业银行的传统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清华金融评论》:从外部环境来看确实比较严峻,那么在您看来,我们商业银行支持企业走出去,去扎根一带一路国家,服务实体经济建设,在您看来我们自身的实力够吗?

 

张红力:对,金融实力相对不足,确实也制约了服务能力的提升。“一带一路”建设中涉及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金额动辄数十亿美元,期限长达十余年,涉及多方甚至多国主体。沿线国家的很多银行受自身实力所限,无法在资金规模和综合化服务方面满足项目需求。例如,在吉尔吉斯斯坦注册的24家商业银行资产总量仅25亿美元,塔吉克斯坦2015年全部存款余额仅12.6亿美元。

 

《清华金融评论》:一带一路沿线虽然有这么多挑战,但是市场空间也依然很大,机会和挑战并存,在您看来,商业银行应该如何应对这些风险?更有效地服务“一带一路”的建设?

 

张红力:“一带一路”沿线银行需要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紧密的方式上加强合作,聚合沿线国家的金融力量,共建“一带一路”项目。建议由两到三家中资银行牵头,挑选沿线国家有一定实力的商业银行,通过合作委员会、联席会议等形式,加强市场开发、项目建设、贸易便利、金融市场、风险管理、信息科技等方面的商业合作,在共同为“一带一路”做好“资金融通”工作的同时,帮助沿线国家打造经济增长的内生金融动力。要建设“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

 

《清华金融评论》:提建议的“一带一路”银行间合作机制主要聚焦在哪些领域?具体怎么样来做?

 

张红力:第一,建议整合项目资源,共享项目信息,开展联合营销,共同设计项目融资结构和担保措施,利用银团贷款、风险参贷、投贷结合等多种形式,提高大项目承贷能力。通过线上和线下渠道、双边和多边交易多种形式,为沿线银行之间资金拆借、债券回购、票据互换、转贷款等负债端管理提供便利。

 

第二,建议推动政府间、商业银行与政府间、以及商业银行间的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协议,引导市场形成合理稳定汇率预期。建立跨币种汇率和利率的“标的池”和“做市商”机制,集合不同沿线银行的汇率利率风险管理需求,撮合交易,降低汇率、利率等市场风险。扩大人民币在沿线银行间的支付、结算、清算运用比例,发挥人民币贸易、投资、储备、救助等国际货币功能。

 

第三,建议建立银团合作、资产交易等各项业务合作的文本标准,建设资金汇兑、清算结算的独立体系。共建信用评级模型,增进相互认同,在此基础上建立普遍认可的新型信用评估体系,降低外部评级依赖。共享征信评级结果,推动“一国征信、多国使用”,降低相关企业和个人跨境融资成本。

 

第四,加强沿线各国监管当局的政策交流和信息公开,开展沿线银行间的经验分享和咨询服务,便利沿线银行合规开展跨境业务。推动沿线银行在区域内互设机构,并在监管框架下加强反洗钱和反恐合作。  


谈金融服务供给侧改革

 

《清华金融评论》:看媒体报道,您还提了一份提案,呼吁发展租赁行业,来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依然将供给侧改革作为2017年一个重点工作任务,您这份提案背后的思考是什么?

 

张红力:金融租赁具备融资融物相结合的特性,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金融力量,具有能够直接服务经济转型升级的独特作用。既能能够帮助盘活存量资产,减轻企业负担,缓解财政压力,还能通过金融杠杆连接广阔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引导更大数量级的金融资源注入实体经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等等。金融租赁的独特属性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求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杆杠、降成本、补短板”相契合。因此,发挥金融租赁在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的空间很大。

 

《清华金融评论》:是的,在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的过程中,近年来以金融租赁业为中坚的整个融资租赁行业却得到了快速发展,行业覆盖面广泛,既有电力、制造、交通运输、水利、采矿等国民经济传统部门,也有高端设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信息产业等新兴产业。发展融租租赁行业来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确实很有优势。那么具体应该如何来做?

 

张红力:我在提案中写了,首先加快融资租赁的立法进程。同时应鼓励金融租赁公司使用多种直接融资工具支持实体经济。一方面,发挥债权融资的比较优势,改善金融租赁行业整体在融资渠道和成本方面面临的困境,有效降低金融租赁行业融资成本,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除金融债券之外,尝试放开其他品种对金融租赁公司的发行限制,鼓励金融租赁公司发行诸如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中、短期融资品种,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在交易所市场发行公司债券。

 

《清华金融评论》:目前融资租赁与金融租赁分属商务部和银监会监管,有人说做着几乎一样的事,但监管标准不一样,所以融资租赁行业龙蛇混杂。您怎么看待金融租赁服务供给侧改革?

 

张红力对,监管政策缺乏统一标准。目前针对两类企业并行两种不同的审批和监管体制,容易造成市场不公平竞争以及社会大众对金融租赁行业的错误认识。同时,金融租赁公司的资金来源以银行借款为主,但商业银行对金融租赁公司贷款风险权重的指标为 100%,而商业银行之间则为 25%,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金融租赁公司的资金成本。

 

因此,建议对金融租赁适度放松监管约束,拓宽资本补充渠道。比如监管政策实施有别于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释放金融租赁公司的资本活力。调整商业银行对金融租赁公司贷款风险权重,发挥金融租赁公司的金融机构身份作用。另外,建议监管部门尽快出台关于金融租赁公司发行次级债、保险资金投资金融租赁资产等方面的实施细则,指导支持金融租赁公司运用市场化手段多渠道补充资本。

 

《清华金融评论》:金融租赁和融资租赁是否应该有所区分?

 

张红力:应进一步明确金融租赁公司业务准入相关政策和资质要求。允许金融租赁公司通过直接投资,参股、控股其他在某一领域突出的优质融资租赁公司,或采用投租联动等方式,投资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医疗健康等新兴产业,与具备一定发展潜力的企业共同成长;明确有关行业对符合资质要求的承租人采取融资租赁方式融资的,不对金融租赁公司(出租人)作额外资质要求。

 

目前,国家大力提倡发展PPP项目,但是目前金融租赁公司在项目中不能参与前期的股权投资,大大限制了金融租赁在此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也应允许金融租赁公司以资产注入的形式,参与PPP项目的设立实施等。

 

《清华金融评论》:目前在制度建设与监管政策的完善方面,您有怎样的建议?

 

张红力:目前法律环境尚不健全,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旨在保障租赁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租赁法》。现有的法律体系缺乏租赁物的登记和公示制度,对租赁物权属保护不足,当出现承租人违约时,租赁物不能起到“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作用。同时在租赁物取回方面,缺乏租赁物取回条件、取回程序、取回方法等配套规定。

 

同时,整个行业有关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国务院69号文《关于促进金融租赁行业健康发展指导意见》为金融租赁行业发展开辟空间,但相应的税收、法律、外汇、监管等长期有效的配套措施还需要尽快推出。

 

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加快融资租赁立法进程,完善金融租赁的物权保护制度,明确出租人取回和处置租赁物的方式和法律程序,从而夯实行业发展基础,提升金融租赁服务水平。建立统一、权威的金融租赁资产公示登记平台,并积极协调争取该平台取得法律授权地位,从而保障租赁资产交易安全,达到预防权利冲突的公示效用,同时引导行业规范操作、合法合规经营,为开展租赁资产交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来源:清华金融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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